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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史教育路上“追光者” ******

　　党的二十大报告鲜明提出：“加强军史学习教育，繁荣发展强军文化，强化战斗精神培育。” 军史是我军的“家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近10年时间里，武警工程大学军事基础教育学院教员蒲元，几乎把业余时间都投入到同一件事——寻访革命老兵，守护军史记忆。

　　在蒲元看来，如何从厚重的党史军史中汲取营养，用昨天的故事打动今天的官兵，是开展思想教育的一项重要课题。在他的感召下，一批又一批青年军人加入其中，在触摸历史中获得力量、传承精神。

　　冬日西安，寒风阵阵，武警工程大学一间教室里却气氛热烈，坐满了慕名前来听课的各专业学员。这堂课是《军事历史》，授课老师正是寻访老兵的志愿者、教员蒲元。

　　一堂历史课，缘何成为学校的“爆款”？结合寻访老兵经历，蒲元饶有兴致地给大家讲述了自己在陕西省澄城县冯原镇考察壶梯山战役遗址的场景。壶梯山战役是西北野战军南下关中第一战，更是解放大西北的序幕之战。这部分内容是他临时添加的，没有参考作战图和其他资料。只见蒲元胸有成竹地在移动白板上快速手绘了一幅战斗示意图，形象具体，一目了然，赢得学员一片喝彩。

　　寻访·和时间赛跑

　　蒲元和老兵结缘，还要从2013年冬天说起。那时，从事军事历史教学的蒲元在撰写一篇有关抗战史的文章。为了搞清一些模糊的史实，他托战友联系上几位健在的八路军、新四军老战士。

　　这是蒲元第一次与抗战亲历者面对面交流。几位老兵保家卫国、奋勇杀敌的经历让蒲元深受震撼。同时，老兵对后辈的殷殷嘱托让他陷入沉思：“当亲历者芳华不再，谁来留住他们的故事？”寻访和关爱老兵的念头，在他心中悄然萌生，从此扎下根。

　　之后，蒲元加入当地关爱老兵志愿者队伍，开启漫漫寻访路，并与百名老兵结下不解之缘。

　　“蒲教员，您在寻访过程中有哪些难忘的经历呢？”台下学员争相发问。

　　“寻访老兵惠凤财算是我一段比较偶然的经历。”蒲元回答道。2019年五一假期，蒲元应邀赶赴陕西省渭南市参加一位已故抗战老兵的墓碑揭碑仪式。活动中，蒲元身旁坐着一位神态威严、气度不凡的老者。经询问得知，这位名叫惠凤财的老人，竟是从朝鲜战场回来的，曾服役于志愿军第1军第1师第1团3营8连。

　　活动结束后，蒲元一行人赶忙到惠凤财老兵家中探望。在向蒲元介绍老照片和老物件时，惠凤财的思绪回到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战场。讲到兴致处，只见他随手抄起一根木棍开始演示刺杀动作，一招一式仿佛还是当年的模样。

　　以往关爱老兵，蒲元和志愿者都会提前准备物资。这次情况特殊，大家身上没带现金，偏僻的村子里也难以采购礼品。情急之下，蒲元想起车里有一个电热水器和一床珊瑚绒被罩，赶忙取来赠予老兵。

　　中午，老兵家人执意留他们吃了一顿便饭。席间，蒲元听到老兵开心地小声告诉邻居：“今天志愿者来，给我送了慰问品。”蒲元想，让老兵高兴的不是慰问品，而是后辈军人对老兵崇高的敬意。

　　蒲元在讲台上讲得津津有味，学员在台下听得入神。

　　在讲到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老战士赵魁华时，得知这位老兵参加过著名的黄土岭战斗，学员们无不为之赞叹；在讲到八路军鲁南军区部队老战士曹传芳时，通过播放口述视频，一段段惊险的战斗故事让学员们深受震撼；在讲到八路军太行军区老战士邓永顺时，学员们被老兵救治日军战俘并将其成功感召的经历深深打动……

　　然而，寻访老兵10年来，蒲元明显感到，亲历战争的革命老兵逝去的速度逐渐加快。“要抢救性挖掘更多老兵的口述历史，这既是对老兵戎马一生的致敬，也是深化军史教育情感认同的重要方式。”蒲元说。

　　关爱·老兵不孤单

　　“关爱老兵，不仅仅是日常送生活物资、春节送年货、寿辰送蛋糕鲜花，”蒲元介绍说，“我们还专门设计了一套致敬流程，庄严的仪式让每名接受致敬的老兵及参与的志愿者们都终生难忘。”

　　“今天，请接受我们全体志愿者最崇高的敬意。当年，日寇入侵，山河变色，是您响应号召，挥泪告别家人，为民族自由而战……历史不容忘记，民族英雄不容忘记！”每次为抗战老兵举行致敬仪式时，蒲元等志愿者都会饱含深情地诵读这段为他们量身定制的致敬词。在激昂的乐曲声中，致敬仪式开始，蒲元为老兵佩戴绶带，宣读致敬词，敬赠“抗战英雄”牌匾和印有老兵照片的纪念挂历，并将一枚特别定制的纪念章别在老兵胸前。

　　电话询问、初访、致敬仪式、日常探访……蒲元和志愿者们远赴新疆、湖南、四川、山东、河南等地，足迹遍布100多处革命遗址和纪念设施，关爱老兵300余人次，在送去慰问品的同时，更给老兵以精神上的慰藉。

　　随后，蒲元又向学员们讲述了自己意外寻访到的老兵。

　　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工作实施办法》，蒲元到社区为岳父登记退役军人信息。他突然想到：“已经登记的人中会不会有抗战老兵呢？”于是，他请求工作人员查询90岁以上的登记者。在键盘的敲击声中，一位名叫樊心孝的高龄老人引起了他的注意。

　　在与樊心孝的儿子电话交流后，老人抗战老兵的身份得到确认。1944年春夏之交，樊心孝从家乡山西临县参军，被编入八路军第120师，跟着贺龙的部队上了前线。得知这一消息，蒲元激动不已，毕竟像樊心孝这样健在的抗战英雄已经不多了。

　　然而，更大的意外还在后面。樊心孝的家，竟然就在蒲元岳父家楼下。蒲元感慨道：“相见不相识，真没想到，老兵近在咫尺，抗战历史就在身边。”

　　蒲元和志愿者来访那日，樊心孝特意让子女帮他找出旧军装，穿戴整齐，端坐在沙发中央。一眼看去，老兵仿佛仍是当年那名英勇的战士。

　　去年国庆期间，蒲元再次前往西安市长安区，看望一位与人民军队同岁的老兵。

　　栾绍本，1927年生人，1943年从山东平度入伍，多次参加反“扫荡”作战，后因伤返乡。1946年，栾绍本再次入伍，曾参加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在孟良崮战役中，栾绍本3处负伤倒在血泊中。直到1982年，一枚距离脊椎较近的弹头才从栾绍本身体里取出。

　　“非常震撼。透过蒲教员的讲述，我们的思绪一下子回到当年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老兵栾绍本的故事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毕业学员、现服役于武警安徽总队的张琪说。

　　传承·同行者渐多

　　下课铃声响起许久，还有不少学员争相提问：“蒲教员，您做志愿者，花费这么多时间精力，到底图什么？”

　　在蒲元心目中，关爱老兵是一种自觉行动。除了向老兵送去慰藉和尊重外，他希望收集更多史料，把课上好，把学员教好，这是他的“私心”。

　　“对老兵的铭记，不仅仅是记下一个个名字，更是借此点亮更多人的心灯。”蒲元所在的教研室承担军事历史课程教学任务，与中国近现代战争史密切相关。他认为，除了宏大的历史叙述和细致的理论讲解外，加入老兵的战斗故事和关爱老兵的心路历程，不仅可以提升授课的代入感，还能让青年学员沉浸在英雄的事迹里，感受军人的血性胆气。

　　为更好地弘扬革命传统，蒲元精心打造“英雄·从战场走来”专题讲座，多次应邀到政府部门、部队、学校宣讲，让更多人触摸有温度的战斗历史。

　　令蒲元难忘的是一次与中学生的交流。

　　2019年10月，蒲元应邀为西安市高新一中沣东中学新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此前，蒲元从未走进中学校园开展宣讲。他担心的是，孩子们能不能接受战争的残酷，能不能真正感悟到抗战的精神力量。

　　蒲元试图调整课件和教案，但这种尝试很快失败了。因为“英雄”两个字的背后，必然与坚韧、奉献乃至牺牲紧密相连，任何人为的割裂和掩饰都会失真。这样的讲座，又怎能打动人心？

　　带着忐忑的心情，蒲元开始授课，现场900多名中学生的反应完全出乎他的预料。学生们倾听的神态、专注的眼神，很快让蒲元打消了顾虑。随着故事的深入，全场师生仿佛和英雄前辈们同在战场：感伤时，全场静谧无声，不少学生眼角噙满泪水；感动时，掌声像雷鸣般响起。

　　把课堂延伸到社会，把教育贯穿到课外，引导学员亲身参与关爱老兵公益活动，是蒲元近年来努力的方向。

　　在蒲元的带动下，毕业学员在走上一线带兵岗位的同时，关爱老兵的脚步从未停歇：毕业学员张琪在老家河南商丘寻访抗战老兵徐永振，为老兵送去节日问候；学员殷婧璇毕业后分配到武警山东总队，与战友一同看望八路军老兵梁金发；学员卢旦晨毕业后分配到武警江西总队，她把一位新四军老兵请到总队，为新入伍的战士作报告……

　　“我会一直坚持下去。”蒲元说，虽然每次的致敬仪式都很短，但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董浩田 李 智 本报记者 单慧粉 解放军报)

古代王朝更迭时，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2)******

到了隋朝，得益于政治上再度实现南北统一，广泛的全国市场也重新出现。汉末长久以来的政治动荡与分裂使得铸币五花八门、轻重不一，也需要一种新的货币规范。隋文帝开皇初年，采用相对来说比较合乎标准的五铢钱，大约每千枚重四斤二两，但整体市场上的钱币很杂乱，民间仍有私铸的现象。开皇三年（583），要求各个贸易关口严格查钱，合乎标准的钱才能入关，而不符合标准的钱要没收改铸，一些旧钱如常平五铢（北齐）、五行大布（北周）、永通万国（北周）等钱，两年内禁止流通。于是，开皇五年（585）以后，逐渐形成了以隋五铢为主的货币。

五铢钱的大小、轻重适中，采用与文字一样高低的外郭，从而保护钱文，使之不容易磨损。至此以后，古代钱币的基本重量固定下来，即便是在唐废五铢钱以后，新钱的大小轻重仍然以五铢钱为标准，被称为是“中国历史上用得最久、最成功的钱币”，今天新疆一带乃至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也有五铢钱出土。

唐宋货币，其生命超越创造它的王朝

货币在唐代产生了重大变革，首先体现在货币的名称上。唐以前的货币，以五铢钱为典型，差不多都是以重量为名称，从这个意义上看，钱币依然是一定重量的“铜块”，而唐朝开始，钱币改称“宝”，如通宝、元宝，并冠以当时的年号。在钱币学家看来，这说明货币更加具有社会意义，钱币成为支配人类社会的“宝物”。

如前文所述，钱上铸年号，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唐代最开始铸造的钱币也并不是年号钱。唐高祖统治初期，仍用隋之五铢钱和其他古钱币。武德四年（621）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累，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旧唐书·食货志》）从此，铜钱不再以重量来铸名，而是改称“通宝”流通。通宝即“通行宝货”，唐人有“钱者通宝，有国之权”的说法。同时，开元通宝将五铢钱时代的二十四铢进一两改为十钱进一两，是度量单位上的大变革。

值得一提的是，武德年间铸造的这批钱币究竟叫“开元通宝”还是“开通元宝”，争议持续了上千年。《旧唐书·食货志》里说：“其词先上后下，次右左读之（即直读，开元通宝）。自上及右回环读之（即旋读，开通元宝），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史书讨巧地认为，两种读法都是有道理的，便将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抛给了后来者。当今主流观点认为，虽然唐宋期间的不少文献都有“开通元宝”的说法，然而，两晋南北朝以降，钱文的读法为直读，唐初的货币也应尊重这一传统，也就是读作“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一般也被称为开元钱。这里的“开元”比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早了一百年，因此并不是年号钱。它的含义，从字面意义上讲，似乎就是想要开创一个新纪元，将从前旧的、不够完美的痕迹抛弃，寄寓着美好的政治想象。也由此，后世还有仿铸“开元通宝”的现象。

清代民间铸造的“开元通宝”。来源/王钊《开元通宝的产生及意义》

唐乾封元年（666）所铸造的“乾封泉宝”才是正式的年号钱，然而没有行用一年就作废了。此后，唐代还铸造过许多年号钱，如乾元重宝、大历元宝等。毫无疑问，唐钱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开元钱，它是唐代三百年间最主要的钱币，唐以后还流通了上千年，且其轻重、大小成为后来制钱的楷模。宋时有诗人叹道：“半轮残月掩尘埃，依稀犹有开元字。”甚至到了清朝，较为偏僻的两广地区市场上仍然流行着开元钱。

开元钱对周边国家也有深刻的影响，东至今朝鲜、日本，西至今阿富汗境内，都有开元通宝的仿铸和使用。以开元钱为核心，形成了一个货币文化体系，维系着整个东亚、东南亚的货币制度稳定与区域经济发展。

史家常以汉唐并举，其发行的铸币同样也是如此。五铢钱自汉武帝元狩五年起，在汉朝三百多年没有什么变动；而唐代武德四年（621）起用开元通宝钱，两三百年间也没有什么变动。吕祖谦说：“自汉至隋，惟五铢之法不可易；自唐至五代，惟开通之法不可易。”（这里使用了“开通元宝”的读法）足见五铢钱、开元钱深刻的影响。

到了宋代，货币文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宋代铸币书法布局优美，每个皇帝统治时期几乎都有新的铸币，甚至每隔几年就会出一种新钱。

从货币经济价值上看，这种多变的铸币看似并不利于交易的稳定，实则不然。不同种类的宋钱，变的是上面的年号，而钱的大小轻重几乎不怎么变化，年号可以看做钱币的年份版次，不同版本的钱币并不阻碍其流通。

宋代的货币文化深刻影响着周边地区，越南在北宋时期开始铸造与中国钱相似的货币，朝鲜的铸币也自北宋始。在高丽、日本、交趾三国，宋钱都是主要流通货币。从唐朝至明末，流入日本的中国铜钱在日本作为主币使用。彭信威先生将镰仓幕府时期的日本称为“宋钱区”。

唐宋钱币在明清依然得到一定流通。明代铸币规模较小，明代流通的铜钱中，明钱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是唐宋钱，就连私铸，往往也是铸唐宋钱。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在福建漳浦县，嘉靖三年四年用元丰钱，七年八年用元祐钱，九年十年用天圣钱，万历三年又用熙宁钱。《日知录》中也提到“予幼时见市钱多南宋年号，后至北方，见多汴宋年号…………间有一二唐钱。”这些宋钱，质精且多，被称为“好钱”，甚至有不少是从地下掘出来的，导致本朝发行的新钱“废不用”。（《五杂俎》）看上去，明人对各式各样的宋钱都充满了偏爱，什么都用，就是不太爱用自己本朝发行的钱币，这也是颇为奇特的现象。

货币与政权的命运

新朝历战乱而建立，往往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市场上铸币芜杂，轻重不一，导致交易中诈伪横行。因此，便有了规范货币使用的要求。前朝的货币命运如何，一定程度上也要取决于新铸币的质量好坏，能否真正替代旧钱。历代也有过以官方发行的新铸币兑换民间缺斤少两的“恶钱”、兑换民间流通的古钱币，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新旧钱币实现平滑地过渡，而旧钱依然在市场上继续流通。

铜铸币之外，中国历史上一度通行过纸币。元代极力推行纸币“宝钞”，限制金属货币的流通，但是在维持纸币币值稳定的方面，是非常失败的。元末通货膨胀、物价高涨，人民生活困难，而元朝政府也无力处理趋于崩溃的经济体系，进一步滥发钞票，只是雪上加霜。列宁的名言“毁灭一个社会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毁灭其货币”足证这段历史，在无法遏制的纸钞持续走低与国内日趋紧张的局势之中，元朝走向灭亡。元代的宝钞，也随着政权的灭亡而消泯了。

元至元通行宝钞。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明朝初年，也仿照元朝的做法，用钞不用钱，后来才加以变通。直至纸币价格不受控制，才最终以银钱支付。明正统以后，宝钞并不通行，“钞”用以表示货币却已经深入人心，明末仍以“钞”表示货币，如“银钞”或“钞银”，实际上指的是银、钱，而不再专指纸币。

清军刚入关时，允许明钱流通：“初户部以新铸钱足用，前代惟崇祯钱仍暂行。”（《清史稿·食货志》）我们今天看到的崇祯通宝，其背面印有满文的“宝泉”，或有汉文的“清忠”，两个对立政权的象征全然出现在同一枚货币之上，或许与此有关。

随着清人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稳定统治，前朝的货币便随着朝廷的禁令成为历史。《清史稿·食货志》中说：“馀准废铜输官，偿以直，并禁私铸及小钱、伪钱，更申旧钱禁。嗣以输官久不尽，通令天下，限三月期毕输，逾限行使，罪之。”就是在说，清朝在稳定之后，要求回收铜钱到官府，并且严禁私铸、严禁旧钱。

然而，长久以来市面上通行的古钱很多，一朝禁止势必导致经济动荡。康熙二十四年（1685），学士徐乾学上疏，认为只要便于百姓生活，古钱、今钱可以共同使用，而且这是自古便有的事情，“自汉五铢以来，未尝废古而专用今”。而且，在钱法混乱、经济动荡的时候，能够“资古钱以澄汰”，所以古钱得以易代流通。康熙帝认同他的说法，“尽宽旧钱废钱之禁”。乾隆二十二年（1757），两广总督李侍尧请禁旧钱伪钱，清廷则重点查收吴三桂留下的“利用”“洪化”“昭武”等伪钱，仍允许旧钱的流通。（《清史稿·食货志》）

清廷虽然严申钱币之禁，但其重点打击对象，其实是民间私铸和一些抗清势力铸造的伪钱。当然，这并不是说清廷支持古钱的流通，清代有组织地回收旧钱并折价兑换为本朝铸币。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发密切，货币种类日益繁多，铸币方面既包括传统的白银、铜钱等，也有外国流入的洋钱。晚清引入了新的铸币技术，铸造新的“铜元”，但只通行于部分省份。

广东省造每百枚换一圆光绪元宝铜币。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